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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辉:重塑散文的文化担当

2024/3/31 9:44:21      来源:      人气:115

   12月10日,江苏省社科联主办、江苏省散文学会等承办的“当下文化传承背景下的散文创作面面观”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散文学会、江苏省社科联、省作协的主要领导和诸多散文名家、评论名家叶梅、王剑冰、张新科、张王飞、汪政、叶兆言、王振羽、育邦、韩松刚、高玉昆、姜琍敏、蒯天、苏迅、赵韵方、韩丽晴、李怀中等,夏坚勇、丁一、周荣池、杜怀超、束向红等本省散文家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见。吴光辉在发言中提出重塑散文的文化担当。

   新世纪以来的江苏乃至全国的散文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就题材而言,写历史、游记、生态、亲情的居多,而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这应该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在关注底层、叙写大众、描摹现实、反思人生的作品明显不多。究其原因,笔者觉得是某些作品缺乏文化担当,导致不愿直面现实生活,不愿表现底层生存状态,躲进个人的情感世界,使散文这种文体呈现出失语状态。

   正因为此,当下的许多散文家才在不间断地寻找散文创作的全新切入点,想找到表达文化担当的散文路径。我本人亦是如此,几年前我印了一本小册子《散文年谱》,想小结一下我过去的散文创作,也是为了重新寻找散文创作的突破口。记得这本小册子刚出版的时候,红孩老师曾向我提出用“年谱”二字是否不够吉利。说来奇怪,此后一段时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头晕眼花,手脚发麻,甚至呼吸急促。我心里寻思,莫是这“年谱”二字真是一种生命将至的预兆?当时,心情很是低落,后悔没听红孩老师的话。后来,韩小蕙老师对我进行心理疏导,我也不厌其烦地去医院,可就是查不出病因。最后,无意之间才发现我是慢性中毒了,原因是樟脑丸不合格,里面的含毒成分严重超标。樟脑丸放的又过多,恰好又放在我的床头。原因找到了,身体才逐渐恢复元气。今天,才能在这里向各位谈我对散文创作的一些思考,后来寻思或许当初就不应该用“年谱”这个词吧?

   记得2019年12月,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乘坐一辆中巴去采风。当时,省作协张王飞书记坐在最前排,他叫我坐在他身边的一个空位上。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汽车行进期间,张书记和我谈了京杭大运河,谈了散文创作,最后鼓励我朝着运河文化散文的方向努力。现在想来,张书记这些似乎不经意的谈话,对我而言则具有重要意义,帮我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在直观与文化之间,在乡间与城市之间,选择了散文创作的方向。后来,我相继请教了《美文》主编穆涛、《散文海外版》的主编王燕、《散文选刊》的主编葛一敏等诸位散文编辑和研究方家,他们都让我好好琢磨怎样发现和描摹运河文化散文的独有意象。

  此后,我便写了一批冠以“运河文化系列散文”的作品,先后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湖南文学》《广西文学》等文学刊物上陆续发表,我省的《钟山》《雨花》《青春》《太湖》等刊物也不遗余力地给予推介,在《雨花》先后发表了《枕着运河入梦》《一个状元的乌托邦》《淹没在淮剧里的故乡》《浮华不应随风而去》等十多篇,在《青春》上发表了《一座湖的黑白记忆》《一个浪漫灵魂的最后挣扎》《宣纸上的繁华》等十多篇,在《太湖》上发表了《青春绝唱》《一个人的成语传奇》等。特别是《钟山》杂志在很少编发散文体裁作品的情况下,还发了我的《一曲豪侠时代的挽歌》、《自由是风,爱情是雨》、《一座古楼的时光暗喻》等稿件。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运河文化散文”的一种鼓励。

   近几年,我按照“运河文化散文”的创作定位,制定了“运河三部曲”长篇纪实散文的创作计划。第一部《寻梦九百年》,是一部“运河精神志”,表现民族精神对大运河的产生、破坏、治理、重生的决定作用。这部作品有幸成为省作协的重点创作工程,得到了省作协汪政主席、储福金主席的指导。汪主席在评语中说:“这是一部文化地理史、社会风俗史和文化史。作者在田野调查和档案两方面做足了功夫,态度严谨,资料扎实,颇见功力。”储福金主席也说:“在多年的重点扶持工程项目中,这是一部好作品,特别在同类的长篇散文中当属上乘。”他们同时还给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第二部《大运河:流淌的史诗》,则是一部“运河文化志”,写运河沿岸的古代遗迹、古代人物,以及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文化发现。全书以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封建传统的文化意识、地方特色文化习俗之间的纠结矛盾为主线,从文化发现的视角切入,着力表现出大运河深厚的文化底蕴。记得汪政老师曾经对我的作品作过这样的一段评论:“作品具有强烈的个性,处处见出散文的‘我’,这个我既是记录者,是导游,又是思想者,批判者,是一个具有感染力的民族命运的忧虑者。从表达形式上说,作品融多种艺术表达方式于一体,叙述、描写、议论、抒情,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我一直记住汪主席的这段鼓励之言,并努力将此作为自己创作的一种目标去追求。因此,在这本《流淌的史诗》里,确定以“我”视角,进行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十分荣幸的是这部作品又得到了省作协领导和专家的肯定,再次被省作协评审为年度重点创作工程。后来,又被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评定为2023年度重点出版图书。

   在2008年我曾写过一篇故乡生活的散文,题目叫《七十七盏河灯》,写我的祖父在七十七岁那年去世,在运河里放河灯,被一阵大风将河灯吹成了“77”的字样。后来,我的伯父在麻将桌上暴死。那时,他已经双目失明,完全是靠手摸,我伯母端来一碗肉圆给他吃,这时恰好他自摸一条龙,一时高兴,嘴里的肉圆塞在吞嗓管里,一口气喘不上来塞死了。这一年恰好是他七十七岁。又三年过后,我的父亲也死于七十七岁,肺癌晚期。后来,我在电脑上算命,输入我的出生年月,最后我的寿命居然又是七十七岁。如果寿限七十七,是我们老吴家的一个生命魔咒的话,那么我还有十一年的时间。我想利用这生命的最后时光,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努力完成“运河三部曲”的第三部《水边盛典》。这部书的创作构想还得到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李黎总编的肯定,他还对此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因此,我计划将《水边盛典》写成一部“运河风俗志”。记得红孩老师曾经对我说过:“要注重作家的个人独到的情感体验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在这部作品里,我计划以个人及家族的变迁作为切入点,写运河两岸风俗文化、非遗文化的影响与传承。

   我这些年从事的“运河文化散文”的创作,是想重塑自己在散文创作中的文化担当。然而,写文化不等于有文化担当,仅仅选择这样的题材,写这样的历史文化,依旧和描摹现实底层的生存状态甚远,依旧还不是负有文化担当、负有时代担当的作品,或许散文的文化担当只能作为我散文创作的一个目标去追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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