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六十六岁生日时，我曾为他塑过像，那是六年前的事了。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塑像也只是表达儿子特别的情感，那尊像后来铸成了青铜：
头微微上抬，颧骨耸起，面部嶙峋，眼睛里透发出不确定的光，并不整齐的头发有序向后......
这是一件写生作品，但更多意义上是定格在我记忆深处的“父亲”。从我记事始，很少看到父亲、母亲的笑容，母亲总是愁眉。我们弟兄姐妹七个，我排行老五，一家人靠父亲一人工资维持生活。约是六七年，父亲被挂上了黑板，与一些戴帽子的“牛、鬼、蛇、神”在街上游斗。不过还好，他不象有的人被捆绑起来爬街游行。一次批斗大会，父亲站在台上，红卫兵宣读他的“罪行”，他并没有低头。倒是我每天早晨看他排着队伍到毛主席像前“请罪”......
六九年酷暑，父亲四十岁生日，在“牛棚”无辜受刑，写下：
披肝沥胆廿年间，尽瘁桃林未等闲。
浩劫临头人变鬼，“牛棚”饮恨笑天寒。
那时，父亲穿的是黑灯线绒的棉袄、棉裤、帽子。因为父亲挨斗，我读一、二年级时，也同样受到了同学的谩骂、歧视。六九年严冬，全家随父亲下放农村，八十岁的爷爷、奶奶和我四岁、六岁的弟弟、妹妹也都成了新农民。父亲也因下放，摆脱了挨批斗的困境，他虔诚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纯朴､忠厚。他决心彻底改造自己，常常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早晨也起得早，看广阔天地的日出。我的姐姐､哥哥都辍学务农，冬天挖河、拾粪，夏天割稻、造绿肥。父亲捉摸着试制“九二零”农药，还养了一百只鸡。由此而成为左右邻乡的新闻。不料，“一打三反”运动开始，父亲成了这一运动的“活靶子”，工作组把父亲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后来，上级调他到“五･七干校”学习，才算又逃过挨整的关。不久，父亲被启用了，回学校任教，他把对党的感恩之情投入到工作热情中。他天真、正直，但脆弱、敏感、易动情，重执教鞭，他欣然写下：
阴阳错位本荒唐，屈子行吟岂自伤。
忽报天公垂雨露，枯藤野草咏榆桑。
这段时期，他穿的是藏蓝色的中山装。
七十年代中期，举国上下学张铁生“交白卷”，父亲总是督促我们弟兄读书、读诗。并自制小本子，抄录经典诗词、警句供我们背诵。他自己早晨五点钟起床，点着煤油灯备课、吟诗。到七点钟上课堂前，嘴角上已是两堆口沫了。他喜读《离骚》，谈《红楼梦》，讲李、杜，慕王勃，咏东坡。他尤爱那些具有悲剧色彩的爱国诗篇，吟至激昂或低沉处，总是声泪俱下。他也善于剪报，贴了若干本，关心时事，紧跟形势。对鲁迅推崇备至，满屋子挂的是他手书的鲁迅诗及名言。这些，也使我们那个时代只能学习课本及毛泽东诗词的青少年多吸收了一些传统文化，更早地了解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后来创作的《鲁迅铜像》，创作中国历史文化人系列雕像，客观上与父亲早期对我的影响是有内在联系的。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夏天的晚上，他把我叫到蚊帐里，讲“关于细节描写”，这篇文章好像是吴调公先生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我那时正上初中，他对我灌输了一些文艺理论，重点强调文艺的“阶级性”，主要出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是充满理解、充满情感而讲的。
七八年、七九年我连续二次高考落榜，后入无锡工艺美校学泥塑，大学梦成了泡影。我彷惶、消沉，父亲作诗，以击鼓催发，并送我过江到了惠山脚下，从此我登艺术之峰有了始点：
求医失路笑难关，从艺有期莫等闲。
坐井观天终是小，大江放眼快扬帆。
多年来，我把它作为一种动力，每念及此，总是浮现出第一次由苏北横渡长江的壮阔之景，浪淘尽，滚滚东流......
八二年，父亲离休，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发出了：“身虽病，心难老，范公志，何能丢？冀明天幸复，重游芳洲”的感慨。
那时，我已从艺校毕业，闲居家中，用竹笔沾墨为父亲作一写生像。这幅画像至今仍保存完好，只是新闻纸已泛黄褐色。从那气质上看，他心目中常有古贤人，常吟“抚孤松而盘桓”。紧闭而下垂的嘴角中流露出“待从头，再附骥驱驰，意正道”（父亲词）的内心世界。不久，他感叹于“病马嘶槽”，顿生“壮心不已”，在地方上创办“腾飞补习学社”。“腾飞”在高考中年年报捷，父亲如履春风，意气当年，作昂扬斗志的《腾飞补习学社之歌》：堰口虹桥，春光烂霄。巍巍腾飞，兴学施教。……喜见人才之丰蔚兮，如雨后之春潮。宏开学社，乐育群芼，中华腾飞，端赖吾曹。
这期间，我们弟兄姐妹都各有其业，父母经济上没有负担，他本人多年来在政治上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都荡然无存。通过办学社，在晚年实现其价值，一吐扬眉之气。
回首看，父亲的经历，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一代普通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是六二年出生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据说母亲生我时，月子里唯一的营养仅是用几条小鱼煮了一锅汤。父母亲在我们每个子女身上都尽了很大力，如今我们弟兄姐妹中有工人、公务员、医生、大学教授，也有在体改中转岗的，在平凡的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工作，这与母亲诚朴、勤劳的质量之“身教”，与父亲之情理交融的“诗教”不无关系，诗集中的“家教义方”一辑便是记载。
现在父母都老了，九八年十月母亲七十寿辰，父亲作：
同甘共苦五十春，风雨沉浮见淑贞。
育女抚儿来晚福，糟糠夫妇乐逢辰。
此情此意，化为境界。父亲七十二岁了，但他依然天真，似乎理想的光环离他只一步之遥，他每日都在追逐，每日都获得新的希望。他来南京喜欢去秦淮河问古，也喜欢散步于早年驻足的校园，喜欢谈论在大学读书时教过他的教授：陈瘦竹、朱彤、诸祖耿、蒙圣瑞……他怀旧，常念起我的高祖高也东秀才、伯祖高二适先生，表伯赵继武教授，家族的文化渊源使他不经意露出了自信与自豪。尤是高二适先生——一个文化大师在中国现当代的影响，也勾起他对早年受其蒙教的深深眷恋。“一高炳蔚荣书史，海邑同光颂楚星”。
而今，他把这种文化理想的实现深深寄托于第三代，这不仅因为老人们的共性，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习惯思维与责任，在他数百首诗歌中，这部分内容闪烁着“人本”的爱光，是生命真实意义的颂歌。难怪他看到孙儿荣获“三好生”奖状后，当即挥毫：
手持奖状试公公，心有神灵不露容。
看你膝前何寄语，诗书后裔胜虬龙。
他教育的宗旨围绕“爱”：爱国、爱民、爱事业……核心是爱国。这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心声。
父亲并不能算得上是诗人，但他的心中有诗意。他把对生活的理想、热情用诗表达出来了，而且十分真切。有些诗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并非纯艺术､纯文学的，但在“内容决定形式”的文艺创作原则指引下，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受影响、受左右是必然的，这正是其生活、心路轨迹的真实记录。他也写了大量的田园诗，古人笔下的归帆、炊烟、沙鸥、丘林在他的诗中被赋予了新意，这与那些有政治色彩的诗互为补充，是他精神自然、自在、自由的表露！
箫声，给人的感觉是悠远的，仿佛来自旷古，又似乎飘扬于未来无际的虚空。它的抑、扬、顿、挫、高、亢、低、沉，冥冥中，正像父亲和他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