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锦潮：父亲的春联
2016/2/6 21:11:04 来源： 人气：2613
我老家祖屋两扇木门上的那副春联，是父亲六年前的手笔，它和木门上的油漆一样，已被轮番上演的雨雪和阳光漂洗了艳丽的色彩外衣，字体上的墨迹完全失去了黑油油的锃亮光泽，就连对联的四周也让岁月的风霜给撕扯得缺角掉边，亦如父亲最后看我们儿女时的眼神，混浊中夹杂着失落与留恋。
在我们苏北，贴春联是有讲究的。上人离世后，第一年的春联只能用绿纸，第二年用黄纸，第三年才可以用红纸。这里面的纸色由白（人死时挽联是白纸）到绿转黄再换成红，是有一定说法的，限于篇幅的束缚，不便在此详述。
父亲在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写春联“高手”。说他是高手，并非是虚夸，前前后后六十年，因他写春联在当地有一手，又改姓为高，所以，村上的人就开心地称他为“高手”。
我的母亲姐妹三人，在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年月，身为长女的母亲，依照门族的规矩在家招婿。当时，十七岁的父亲是以一条麻袋为嫁妆入赘到高家的。父亲的到来对高家来说，与其讲是有了男人的撑门立户，不如说是高家识文断字历史的开元。身为私塾先生的爷爷，一肚子的墨水浇出了天下桃李，竟然无力为六个儿子娶妻，只能让其中的三个带着他传授的知识，各奔东西的改姓易名成为别人家的“儿子”。在那时看来做上门女婿是件极其令人辛酸的事，也是有失体面的，现在看来独生子女遍天下，谁又能分得清是娶妻还是入赘？
父亲来到我们村后，肚子里晃荡的半瓶墨水还真的没有被荒废，更没有因为是外姓人而遭到排挤。如果说三十年的小队会计给他的人脉奠定了基础，那么六十载地写春节则为他赢得了一生的口碑。麻丝好像与父亲有着不解之缘，他做上门女婿时一条麻袋成了他的新被，毛笔他买不起狼毫的，只能用麻丝做的，这种毛笔很不经用，不只是常常脱毛，更容易秃尖。所以，进了腊月门，父亲首先要办的就是到供销点买两支毛笔和几瓶墨水（很穷的时候，是用锅灰与糯米粥汤勾兑成墨水）。用外婆的话说，这是父亲每年必做的贴本事儿。之后，随着春节的一天天临近，我家就会越发的人气旺盛了。白天大家都要忙农事，晚饭后天一擦黑，夹着红纸前来请父亲写春联的人就络绎不绝地排起了队。父亲这位出生在乡村的写春联“个体户”与“专业户”，自然是把整个堂屋变成了春联的私营业主生产车间，一写就会到深更半夜。
十六洞的八仙桌朝屋中央一抬，便拉开了写春联的阵势；桌子的右前方是一只盛着墨水的搪瓷碗，碗旁靠着墨水瓶，碗口与墨水瓶形成了一个“V”字，刚好成了简易的笔架；左前方是一把割兔草用的小镰刀，那是它一年一度华丽转身后发挥的又一个作用，是用来裁纸的；散发着杀气腾腾寒光的镰刀，此刻也转变了角色，变得温柔体贴起来，把一个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搂抱在怀中，油灯则用长长的黑烟涂抹着寒夜，腊月的夜晚被它越涂越黑；父亲在红纸上的笔走龙蛇，全靠它提供的火舌驱赶黑暗。这亮光使乡村的寒夜充满生机，也让乡亲们脸上荡漾着莲花般盛开的喜悦。我站在父亲的对面，充当着镇纸的角色，在摁住对联两角的同时，根据父亲写字的速度配合默契地朝前拉拽。不一会儿，父亲身后的老爷柜上、椅子杌子板凳以及桌子四周的地面上，全都是铺天盖地用来晾干的对联儿。红彤彤的喜庆与浓浓的墨香，撒欢般地跑出堂屋，冲出小院，把乡村的腊月妆扮得粉红满面、神采飞扬。
说到写春联，父亲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谜。学问不高的他，不知道肚子里哪来的那么多春联，没有楹联参考书，也没人专门帮他撰稿，他却可以踩着不同时代的鼓点，六十多年中写出绝不重样的春联来，且总是随想随写，也不在写前征求主人意见，一气呵成后再读给主人听，只听得主人点头称是赞不绝口，相互哈哈逗乐地满脸欢欣。什么“锅碗瓢盆叮当响，饥寒咕噜唱断肠。”什么“堂上来贵客，灶前出美食。”什么“嚼天噘地新旧空论，喝酒品茶今非昔比。”还有“身强体健真实惠，儿孙绕膝空欢喜。”既贴近生活，又极富哲理。现在想来，那就是三个字：接地气！
六年前的年三十，父亲照例在帮他人写了一个腊月的春联后，又给自家写好贴上。春节后不久，因为腹痛难忍被我带进城里检查，这一查就再也没有活着回去，第二年便离我们而去。在老家办丧事时，有人准备将挽联贴到门上，将父亲写的春联覆盖住，我没有同意，只是用孝布临时遮住了鲜红的春联，事后就一直将父亲的手笔保留至今。后来，只要我回家，都会在父亲的春联前端详良久，尽管春联已如风烛残年的老人神哀色褪，可它依然像父亲的身影那样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